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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学校和家里，有时候只是两种不同的监牢。

    而那天，我被两种监牢一起吞下。

    等她打得累了，她离开房间，甩上门。

    我坐在地板上，背贴着床边，腿不知道什麽时候已经发抖。

    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该哭给谁看。

    我的x口不是痛，而是一种深到看不见底的空洞。

    我那时才八岁。

    八岁的小孩通常在想卡通、想午餐、想下课玩什麽。

    而我在想：

    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，所以世界才会这样对我？

    那是我第一次非常确定地感觉到，

    没有人会来救我。

    至少在那个年纪，我确信没有。

    在那之後，我变得更安静、更听话、更成熟。

    别人以为我天生懂事，其实不是。我只是知道，一旦我露出真正的情绪，就会惹来更多的麻烦。

    那一天，是我的童年被按下摺痕最深的一次。

    而多年後我才明白，那道摺痕，是另一个人後来愿意替我轻轻抚平的起点。

    我一直记得那个春天的教室。窗外是被太yAn烤得微微发黏的黑板擦味道，与粉屑在空气里悬浮的光点一起摇动。现在回想，那些细微的风景都像某种警示，是我那时候还不懂得辨识的预兆。那一年我国小三年级，八岁半，身高b同龄孩子稍高一些，却永远缩在座位里，把肩膀收起来，把声音压得很小，像是只要少占一点空间，世界就会放过我。

    自然课是那一天的第五节。老师走进教室时，手中夹着刚印好的分组名单。纸张还带着油墨味。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yAn光照在桌沿，让我觉得自己像暴露在舞台中央。我知道那节课要分组做植物观察纪录。我也知道，从一年级以来，每一次分组都是一场灾难。孩子的世界很简单，只要有一个人不喜欢你，其他人就会跟着一起皱眉。那年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皱眉的重量。习惯不是因为不痛了，而是因为痛久了，会误以为那种刺痛就等於呼x1。

    老师清了清喉咙。全班瞬间安静。我握着铅笔，手心有点汗。

    她念了第一组的名字。五个人全都毫不意外地被分在一起，那是班上最常形成固定阵线的孩子。大家听到名字时露出习惯X的开心声，像在听自己预料中的好消息。然後是第二组。第三组。每念一组，我的名字都没有出现。我听着那些明亮的反应，越来越觉得自己像在等一个判决。不是期待，而是怕得发抖。

    老师念到第四组时，眼睛在名单上停了一下。那种停顿很短，短到别人可能忽略，对我而言却像时间拉长成一条疲弱的线。

    她念了第一个：「萧映婷。」

    萧映婷是班上声音最大、笑得最大、哭得也最大的小nV生。成绩中上，活泼，容易被老师疼Ai，也容易对同学露出嫌弃的表情。我听到她的名字时喉咙紧了一下。我知道一切会向什麽方向走。

    老师念第二个：「林冠儒。」

    再来第三个。「周宜臻。」

    然後到了第四个。我知道这一次就是我。我不知道为什麽，但我已经从老师的呼x1里听出了端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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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「谢芷妍。」

    我听见自己的名字时，教室空气像被收缩了一瞬。没有任何人发出声音，但某些眼神已经朝我扫来。那是习惯X的，就像大家习惯在看到虫子时皱眉。

    然後事情就发生了。

    萧映婷突然「啊」地叫了出来。叫声尖锐得像粉笔划过黑板。她整张脸扭在一起，眼眶瞬间红了，像是被人抢走最心Ai的东西。接着她捂住脸，哭了。哭得很用力，肩膀一cH0U一cH0U，彷佛与我分在一组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惩罚。

    教室里有人开始小声窃笑，笑声不是善意的，是某种寻常的残酷，是孩子在标记边缘人时自然生出的声音。有人还转头看我，好像在看是我做了什麽恶劣的事才让她哭。

    但我什麽都没做。我只是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    老师皱着眉走向萧映婷，想安抚她，可萧映婷哭得更大声。她边哭边说：「我不要和她同一组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啦」，语尾拉得长长的，像被人b迫到极点。

    老师抬头看我，眼神里只有无奈。不是心疼，也不是理解，只是那种「又来了」的表情。好像我是麻烦本身。

    我坐在座位上，脑袋一片空白。什麽情绪都被堵在喉咙。我不会哭，也不知道怎麽哭。我只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辱从胃里往上升，有点像被迫喝下一杯又苦又咸又烫的YeT，逆着流回x口。

    隔壁座位的男生小声说：「完了」，说完忍不住笑。我听得见。他不在意我听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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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後面有人嘀咕：「她就是怪怪的啊，谁想跟她一组。」另一个附和：「对啊，跟她一组会被拖累吧。」

    那时我还不知道什麽叫拖累。但我知道「怪怪的」这三个字已经跟着我好几年了。那是孩子们给我的标签。他们不需要理由，也不需要证据。他们只需要互相看一眼，就能决定谁是异类。然後所有的故事都会朝同一个方向去。

    老师最後还是妥协，把分组名单重新改了。她快速重念一次，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只有我在那段气息之间感到某种被悄悄抛下的冷意。那不是一次X的，而是会伴随我一辈子的。

    重念名单後，我被分到了另一组。那一组的孩子没有哭，但每个人都刻意不看我。他们安静得像是在忍耐什麽。他们的沉默b哭声还刺痛。

    那天下课後，我在教室走廊上慢吞吞地收书包。我听见有人在後面小声说：「要是我也一定会哭，谁想跟她同组啊。」然後几个小孩嘻嘻笑着跑开。那种笑声在我的耳边回荡很久，久久不散。

    我回家那天没有跟mama说话。不是因为我想隐瞒，而是因为我知道说了只会换来一句冷漠的批评，或是一记毫无理由的痛。我坐在客厅的角落写作业，手写得很慢，心里很空。我不知道怎麽把那一天塞进语言里，我也不知道该把那一瞬间的羞辱放在哪里。

    我只知道，那一天之後，我开始非常清楚自己是世界的「多余物」。我开始学会闭嘴，学会观察，学会让自己变得薄一点，再薄一点，薄到好像可以被忽略。也就是在那个春天，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有时候不是走近或走远的问题，而是你根本不被允许往前一步。

    多年後我成为律师，站在法庭上，语气冷静而坚定。旁人以为我是天生强大，但只有我知道，真正支撑我的不是勇气，而是那些年我被迫学会的沉默与清醒。孩子们的残忍没有理由，但却能在一个人的心里留下brEn世界更深的痕迹。

    每次我想起那一天，想起萧映婷哭得像是世界毁灭，只因为被分到我身边，我就能理解自己後来的许多选择。理解为什麽我总觉得自己站在某种玻璃外，永远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。理解为什麽我在遇到曜廷时，会像抓到呼x1的出口。